让出租车司机教我们如何走出中国民主的困境

就在李悔之、谢无愿、杨恒均们为“民主与自由”、“普世价值”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我们这些“看客”实际上是经常被搞得一头雾水，莫衷一是，不知道该得罪谁该支持谁。最近我在坐出租车的时候，将此类烦恼，一股脑向出租车司机倾诉了一番，意外发现这些问题在他们那里变得异常简单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像样的“真问题”。

简单到什么程度呢？

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司机问我：

“你的老板是谁？”

我想了一下说：“管我的人很多，包括单位门卫、小区保安、居委大妈等。”

“别扯了吧，你到底最讨厌谁？”

我咬咬牙说：“我的现任老板，老板的老板，老板的老板的老板……。”

“你们知识分子，就是太麻烦。我只跟你说，你去做三件事。”

“哪三件？”

“把他（或者他们）做了，也就是杀了，你敢吗？”

我想都没想说：“这不可以。”

“那你去跳楼、跳高压线、跳河、自焚，也就是把自己杀了。”

我赶紧摇头：“那更不行。”

“第三件，你去炒老板的鱿鱼，跟他说拜拜。除此以外，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”他说的很坚定。

我这次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摇了摇头。

他笑着看了看我，不无揶揄地指指我：“我知道你们这种有知识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，所以做你们的老板不要太适意哦（沪语：太舒服的意思）。”

我将信将疑地问：“你们都这样吗？”

他毫不犹豫地点点头说：“对啊。我一兄弟，在江苏开出租，老板蛮不讲理，总欺负他，他就把老板做掉了，人跑掉了，现在还没捉牢（抓住）。听说现任的新老板比老早的好多了。”

我又反问：“那你们还真敢跳楼？”

“切，你没见过民工跳楼讨薪，还惊动温总理啊？我一哥们去年赌六合彩输钱了，欠缴公司的份子钱，公司找他要，他喝了一瓶白酒，就去寻死，被领导拉住，老总第二天亲自上他家慰问去了，份子钱也不提了，牛逼吧？”

“那炒鱿鱼肯定是吹牛喽。”

“你去翻翻报纸是不是吹牛。重庆的哥罢工，薄熙来亲自出面对话。上次油价上调，我们在车上贴了标语：发改委是吃大便的。还准备搞点事情，结果市里听说了，马上叫公司发补贴。我都跳槽好几家公司了，老板跟我搞，我就搞他，然后老子走人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就这么简单。”

这是一个再普通也不过的出租车司机。但他在我眼里，几乎是一个思想的启蒙者，堪比我国民粹学者动辄提到的卢梭、伏尔泰、孟德斯鸠之流。我还想起了小时候背诵鲁迅《一件小事》里的话：觉得他（人力车夫）满身灰尘的后影，刹时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须仰视才见。而且他对于我，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来。

看来，如何走出中国的民主困境，仅靠几个舞文弄墨的书生声嘶力竭地呐喊是不顶用的，只有广大底层民众的切身投入与广泛参与，付诸真正的行动，我们和我们的后人才能真正看到民主的曙光啊。